作者简介：

何勤华，华东政法大学教授，博士生导师，研究方向：法律史、法学史和比较法。

原文刊于：《法学教育研究》2018年04期，总第23卷，第91-95页。本文注释已略，建议阅读原文。

摘要：中国的法学教育经历了1977年的恢复重启、1980至1998年的稳步发展、1999至今的全面提升三个发展阶段，取得了重大成就。培养的人才大大增加、促进了我国立法事业的发展、提升了我国的立法水平、铸造了公民的法律理念和守法习惯等。但40年发展之后，也出现了法科学生的就业日益严峻、理论与实践的脱节、受教育体制以及评价体系制约等问题，需要进行认真的反思。

关键词：改革开放40年  中国法学教育  成长  反思

一、1977年中国法学教育的恢复和重启

改革开放40年中国法学教育的恢复和重启，开始于1977年北京大学、吉林大学和湖北财经学院三所大学法律系的恢复招生。报考于1977年10月、入学于1978年2月的三大法律系招生，共有190余位年轻人（北大83人，吉大58人，湖财50人）进入到大学读法律本科。虽然，学校很少，学生人数不多，但他们开创了一个时代，即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第一代法科大学生步入法治建设的新时代。他们中的许多人，现在都成为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栋梁，如吴汉东，黄进，王利明，姜明安，郭明瑞，武树臣，陈兴良，张恒山，崔建远，高鸿钧，戴玉忠，霍存福，吕岩峰等。随着77级的入学，78、79二届法科大学生也跟着进来，从而造就了改革开放之后新三届法科大学生的辉煌。

二、1980至1998年近20年的法学教育的稳步发展

进入1980年，法学教育的规模逐步扩大。经过近20年的稳步推进，至1998年开设法学专业的大学已经有法大、华东、西南、中南和西北，以及山东大学、山西大学、兰州大学、南京大学、中山大学等80余所大学，法学本科生已经达到了近9万人。与此同时，法学研究生教育也开始得到发展。从1978年我国恢复招收法学硕士，至1998年，全国招收的法科研究生已经达到1万多人；1996年创设的法律硕士硕士学位，到这一年招生人数也达到了7986人；1983年开始招收的法学博士，至1998年，也已经达到了1340人的规模。此时，在法科毕业生中，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已经开始崭露头角。我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代博士生陈云生，郑秦，怀效锋，朱勇等，也开始走上法学研究的舞台。

三、1999年至今的20年中国法学教育的全面提升

经过1999至2018年又一个20年的发展，我国的法学教育又上了一个大的台阶。不仅开办法学教育的大学有了极大增加，法科学生的人数也迅速扩张。据文显会长在一篇文章中提供的数据，截至目前，中国有651所高校有了法学专业，其中法学院达到628所。关于法律硕士的培养情况，我们从全国法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《全国法律硕士培养单位名单》中获知：截至2018年3月，全国共有法学一级学科硕士点195个，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243个。在法学博士生教育方面，我们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的《关于下达2017年审核增列的博士、硕士学位授权点名单的通知》（2018年3月22日）中得知，至2018年1月8日，我国已有48所院校获得了法学一级学科博士点。

四、1999年至今的20年中国法学教育的全面提升

改革开放40年，中国的法学教育取得了重大成就。一是培养的人才大大增加，数量众多，目前在校的本科以上法学专业的学生40多万，其中本科生有32万，硕士研究生有近10万，博士研究生也达到3000余人；二是法学教育涉及行业广泛，层次丰富，不仅在公、检、法、司等传统的司法行业，也广泛分布在金融、教育、科技、企业管理、党政机关、基层社区以及自主创业等的各行各业；三是法学教育促进了我国立法事业的发展，提升了我国的立法水平，全国以及地方的各级立法机关，其主体已经都是由法律专业的毕业生构成；四是法学教育为法律实施（行政机关执法、审判机关司法）奠定基础，法院和检察院的队伍，基本上已经都由法科大学生以上的专业人才担任；五是法学教育铸造了公民的法律理念和守法习惯，法律人才遍布国家政治、经济、科教和文化建设之各行各业的成果之一，就是大大提升了国家各个层面的法治水平和法律意识。

但是，改革开放中国法学教育40年的发展，也出现了一些问题，需要深刻反思。

第一，法科学生的就业日益严峻；

第二，受司法考试的冲击，许多学校沦为司法考试辅导学校，许多法的基础知识教育，法科学生的人文艺术修养，都因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的变化而受到削弱；

第三，在法学教育中，理论与实践的脱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，社会发展的日新月异，总是不能及时地反馈到我们的法学教育之中；

第四，法学教育人才培养的数量和质量关系还需要理顺，由于从1998年开始的法科大学生的扩招，而教师由于受学校编制数的限制，许多大学的师生比始终比较低，教师一时忙不过来。在教师没有时间和学生进行交流的情况下，师生关系发生了异化，法学教育的质量受到影响；

第五，受整个中国教育体制以及评价体系的制约，法科专业教师的科研压力过大，高水平的C刊论文成为教师上职称、评优秀、提工资的前提条件，而由于杂志僧多粥少，现在发论文的路径越来越少，越来越难，教师在写论文、发论文上疲于奔命，导致教师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，投入到培养法律人才的劳动之中。

第六，受中国法治建设大环境的影响，法学教育也容易出现波动，甚至大起大落的现象。虽然，改革开放40年，中国法治建设一直在往前推进，但其中也充满了曲折和反复。尤其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能够达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要求的“我们的法律制度不因领导人的变化而变化，不因领导人的想法和注意力的变化而变化”的目标。因此，在决定法学教育的大政方针时，也时而有所偏差，法学教育到底是通识教育，还是职业教育？学界的讨论也从来没有停止过。这从徐显明、黄进、韩大元、潘剑锋、申卫星等在《中国法律评论》2018年第3期上所作的“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中国法学教育”专题发言中就可以知晓。在这样局面下，中国的法学教育任重而道远，我们当继续努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