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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大伟:我的“三院论”:学院医院和法院(一)
( 发布日期:2017/8/12 阅读:620次 关闭

在钱钟书先生最著名的小说《围城》里,有一段非常精彩的情节。
  男主人公方鸿渐从欧洲留洋获“博士”学位回国后,回家乡拜见父母。此行轰动乡里,随即被请到当地学堂演讲。但去演讲前不小心穿错了长衫,将预先准备的演讲稿子忘在家里,于是上了讲台就信口调侃说到:“西洋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,各位在任何历史教科书里都可以得到,不用我来重述……海通几百年来,只有两件东西在整个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。一件是鸦片,一件是梅毒,都是明朝所吸收的西洋文明。”此言一出,举座面面相觑,尴尬万分,“那记录的女生涨红脸停笔不写,仿佛听了鸿渐最后的一句,处女的耳朵已经当众丧失贞操。”最后,学堂的校长一脸窘状地说:“今天承方博士讲给我们听许多新奇的议论,我们感觉浓厚的兴趣。方博士是我世侄,我自小看他长大,知道他爱说笑话,今天天气很热,所以他有意讲些幽默的话。我希望将来有机会听到他的正经严肃的弘论。”(见小说《围城》,钱钟书著,人民文学出版社,1983年版,第37-38页)
  方鸿渐的玩笑实在开得大了点儿,以至于前来提亲的人也不免退避三舍。其实,如果方鸿渐去演讲前穿对了长衫,有关西洋文明之正经严肃的弘论,他还是可以讲出很多的。
  西洋文明到底给我们中国带来过什么像样的东西?对这个问题的追问和考验从一百多年前就开始了。时间是个奇怪和可怕的东西。它既能让原本模糊不清、无足轻重的东西大放异彩;也可以让本来清晰可辨、举足轻重的东西变得淡然失色。
  假如我是方鸿渐,我会说,近百年来,西洋文明实实在在给我们中国带来过3样特别重要的好东西,这就是:学院、医院和法院。
关于学院
  我们先来谈谈学院。一百多年前,中国是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学院的。这里所说的学院,主要指大学和近代流行的培养专业人才的学校。
  私塾教育曾一直是中国教育的主要形式。私塾的内容主要是四书五经;比如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《千字文》《弟子规》《孝经》等启蒙读物;还有如唐诗宋词、《左传》《史记》等。听长者说,私塾是古人读经的圣地。
  千百年来,尽管中国历代王朝都有太学一类的官方学术体系,还有发达的科举取仕制度,民间还有一些勉强不随王朝更替而存在的书院体系,但是现代意义上的学院,尤其是大学教育体系,还是一百年多年前从西方引来的东西。
  1894年的甲午战争,由西方引进的技术装备体系打造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,正式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。1898年戊戌变法,一系列政治变革启动,京师大学堂这一现代大学的雏形也正式诞生。世纪之交,庚子之变等一系列深重的民族灾难动摇了几千年传统的基础。1902年颁布壬寅学制,次年再颁布癸卯学制,形成中国最早的近代学校体系,1905年科举制度被正式废除,一批以西学为主的新式学校兴起。
  1906年,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詹姆士写信给总统西奥多·罗斯福,建议利用庚子赔款在中国兴办教育。他说,中国正面临一次革命,哪个国家能够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,它就能因此而获得在精神和商业上的影响,也就是说要通过知识上、精神上的影响支配中国未来的领袖。
  有人认为,20世纪中国大学运动有一个划时代的亮点,那就是蔡元培掌校的北大开创了现代大学精神。然而,它在百年中国的历史上只是昙花一现。蔡元培认为,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证的机关,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,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。蔡元培强调兼容并包、思想自由的原则,容纳丰富而多元的人类智慧。
  值得注意的是,还有两所独特的“大学”后来大致掌控了20世纪的中国命运,这就是国民党的黄埔军校和共产党的延安抗大,它们先后各自培养了一群有救国理想的青年精英群体,成功建立了统一的国家政权。蔡元培曾主张的“超然人”教育致力于追求长远效用,以便使大学独立于任何政治团体以保持鲜明的个性。但是,这种理想显然在当时的中国缺乏生长的土壤。结果,政治化的“准大学”还是破土而出,先声夺人。
  胡适认为,国家可以没有军舰,但不能没有大学。人的改变永远是第一位的。现代大学作为一个西方引进的教育形式,长期以来一直是国人心目中的一个实用性的社会机构,一个训练未成年人并给予其用以来日谋生文凭资历的机构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由于中国近代历史上独立大学的缺位,用以建构现代文明所必须的文化准备也随之缺位。中国在走向世界现代化的道路上曾再三被动,与此不无关系。
  中国有两千多年帝制皇权和政治本位的深厚传统。整个社会对于政治权力的依赖和迷恋使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深信:只有寄托于政治权力,人们才能满足改变现实的所有诉求。由此,现代文化的建构和现代公民社会的共识,往往是镜中花和水中月。很多证据表明,中国社会的官本位现象并不起止于当权者的宫廷之中。
  我们遗憾地看到,中国的大学目前正在显示出官场的所有特征。越来越多的第一流学者在争当领导,因为道理很简单:在今天的中国,只有拥有一定的行政职位,才能够优先获得甚至垄断那些稀缺的学术资源、政治资本和商业机会。著名学者、北大教授陈平原在出席广州大学学校文化建设论坛时语出惊人:大学行政主导倾向太突出,使得中国的大学越来越像官场。

  中国从20世纪初大学运动仅仅昙花一现,这值得我们民族深思。在中华民族实现复兴的21世纪,我们应重建逝去的大学精神。

( 2017-08-02 ) 稿件来源: 法制日报法学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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